该法对地方立法的行政许可设定权设置了两个方面重要限制。

[71]本文将之称为相似规定。《行政处罚法》明确‘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承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推定过错的例外规定。

（一）量罚阶段区分故意与过失的必要性整体上，主观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大类。类似认识虽然符合常理，但很难说是另有规定的唯一含义。[26]王利明：《论过错推定》，载《政法论坛》1991年第5期，第41页。在补偿性目的之下，一切都要以如何更好地填补被侵权人的损失为标准，而不是惩戒侵权人的主观恶性。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一般认为，殴打当然是故意行为。

从整体上来看，不予处罚是一种定罚活动。主观过错条款中的另有规定应从严解释，只有如此，方能将我国行政处罚活动限定在责任主义框架之内。有学者尝试为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发展出一套以人格自由发展为规范目标、关联多个基本权利条款的宪法框架。

继也上下一德，共保其国于治安。不同的译名从不同角度塑造着宪法概念，也反映了译者与使用者对其所指之宪法的核心要义的不同理解。最终，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终结了1954年宪法及其所凝聚的社会主义话语，并在1975年的宪法全面修改中被扩大化的阶级斗争话语所取代。学界尚不明晰，究竟哪些概念、原理、方法是脱离时空的单纯移植。

前述一系列的学术工作不仅初步廓清了宪法学基本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相互关系，而且有力推动了宪法学概念的体系化与本土化。其中，前两者代表了宪法概念之所指，后者则代表了宪法概念之能指。

至此以后，中国宪法学相继形成了宪法解释学、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社会宪法学等不同学术观点，并就方法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持续争论。在中国古典汉语中，宪或宪法一词除了具有客观意义上的法度、典章等含义外，还具有主观意义上的权威性、正当性内涵。在法学学科体系外部，宪法学也积极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进行理性对话、交叉融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以期降低社会转型与科技创新为个人生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国法学逐渐为宪法学所取代，而以国法学为中介的宪法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从属关系也被相应削弱，宪法学由此摆脱政治学的束缚，确立了自身的学科主体性，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

到了1906年，为了更好地推进预备立宪，学部通饬各省，凡中学以上学堂均著一律添设宪法一科，以便各学生渐具法政思想，于实行立宪年限，亦藉可接近云。1911年，为化解辛亥革命的危机，资政院在奏折中提出应以英国为参照，采用最良君主立宪主义作为制宪依据，从而正式承认了立宪主义原理，并将之贯彻于《十九信条》的拟定之中，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在众多宪法学概念中，宪法概念作为宪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无疑构成了中国宪法学学术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基本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和实施宪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在他看来，立宪主义即宪法布行，意味着日本国民永脱专制之政，而享自由权利。与之相对，宪法理念作为前宪法或超宪法的理论抽象，代表了宪法学综合性的通理，构成融贯各项宪法原则的基础，具有相对稳定性。

（一）中国宪法学学科的起源与独立课程是学科建设的重要载体，宪法课程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宪法学学科的起源。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宪法学研究 历史主义 。

在1954年宪法中，社会主义被解释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例如，有学者强调了网络治理中人权保障的价值定位。这一梯度分明的学科体系反映了中国宪法学学科建设的主体性，彰显了中国宪法学学科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循环往复过程。学科体系是知识体系的根本依托，由中国宪法学等传统学科，部门宪法学等法学内部交叉学科，以及科技宪法等新兴交叉学科共同构成。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改革法学教育、提高办学质量，要求司法院在法科课程的编制与设置方面予以监督和审核，并通过了《司法院监督国立大学法科规程》。

中国宪法学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型中，尤其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不断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实现理论自主。真正具有原创性与时代性的宪法学研究成果，无一例外地建立在继承性与民族性的基础上。

（一）以宪法为起点的概念体系宪法学概念是从宪法文本、现象与实践中抽象出的具有规范性内涵的语词、范畴。因此，在宪法学原理中，宪法原则具有较大的变动性特征。

受此影响，中国宪法学的既有知识体系在逻辑与历史、应然与实然层面尚无法充分地实现融贯。有学者通过对近代宪法文献的历史梳理，提炼出了宪法、民主等八个具有代表性的关键词。

1954年宪法第4条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任务，尝试以国家整合主导社会改造，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二十年代末。学科的建构实质上是从学术体系转化为学术制度的过程。所谓学科，就是指人们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系统有序的知识体系。

不过，这一话语体系的出现并未改变宪法学话语领域西强我弱的局面，尤其是在宪法学话语的国际传播中，我国设置议题的能力、参与和主导规则制定的能力仍比较弱，始终面临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的困境。因此，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应立足于历史主义的研究范式，以学术体系为起点，在百年变迁中循序梳理、提炼其自主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最终形成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

此后，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直隶法律学堂陆续设置了宪法、宪法史、各国宪法等课程。这一分科方式也反映在德国学者那特硁（Karl Rathgen）所著之《政治学》，以及留学早稻田的学者杨廷栋所编辑之《政治学》等教科书中。

这一特征在新中国的制宪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所有学术制度中，课程体系与科研体系是支撑学科建设最为重要的支柱。

在宪法学领域，主体性具体是指在一个国家的宪法发展过程中，应当以本国的宪法为根本，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符合本民族文化心理、国情的宪法学说与宪法体系。在法学学科体系内部，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制度突破，涉宪问题与宪法争议在部门法研究中愈发受到重视。其中，学术体系是知识体系的核心，包括以宪法为起点的概念体系，以立宪主义为内核的原理体系和以解释学为根基的方法体系。拥有自主的话语体系是中国宪法学实现繁荣与发展的重要标志。

此后，中国宪法学的课程设置经历了五十年代以苏联为蓝本的国家法转向，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学科停滞，在1978年恢复法学教育时最终恢复了其宪法学的本来面貌。只有那些涉及一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对外交往等方面的亟需被正当化的原则性、根本性问题，才有必要被写入宪法。

立宪主义一词源自日本，并至迟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最终，随着学科体系的繁荣与发展，知识体系将进一步发展出在人类社会的可沟通可传播、可分解可整合、可应用可转化的话语体系。

当这套知识体系被完整地传承与创新发展后，学科就表现为一种学术制度、学术组织、教学科目，或一种活动形态。新中国成立以来，宪法学话语建设受到了学界的重视，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主义为内核的自主话语体系。